因此，笔者尽管在原则上认同上述完善方案，但主张现阶段筛选机制不能过于严密，更不能一蹴而就，防止过度压抑公民参与审查的积极性。

因此，在程序的入口上，申请主体并不面临任何筛选和淘汰的机制。同时，这一程序变更也部分解决了询问答复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80]因为最终就法规的合法性做出答复和决定的机关不再是法工委，而是常委会。

[37] 对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做了如下解释： 这样规定主要有两个考虑：1.如果是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其他机关、组织和公民个人发现法规、规章同法律相抵触时，应当逐级向有权提出审查要求的机关提出，由这些机关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孙志刚并非收容遣送制度的适用对象，却在收容站被看管人员殴打致死。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省级人大常委会针对地方性法规违反上位法提出的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切实通过加强对备案的法规开展主动审查以及开展专项审查弥补重要机关参与不足的缺陷，并取得一定的成效。首先，抽象性审查出现了向准附带性审查转变的迹象。

[8]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99条第3款、第101条。对于这些机关而言，赋权规范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7]参见［日］杉本一敏：《故意应当在什么程度上被客观化》，载高桥则夫、杉本一敏、仲道祐树：《理论刑法学入门——刑法理论的玩味之处》，日本评论社2014年日文版，第161页以下。

因此，判断行为人所认识的危险的现实化与客观存在的危险的现实化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差异才是解决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的关键。此外，即使将故意的本质理解为一种主观意志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行为人的主观欲求难以证明，只能根据客观的情况证据来推定。也就是说，例如，当某个行为人在认识到其行为可能产生致死的作用而仍然发动该因果经过时，就可以将其作为故意犯处罚。（四）认识才是故意的本质要素 从理论上的内在推动力而言，规范责任论的建立必然推动故意的客观化，再加上二战之后对于行为人刑法、主观主义刑法的反思，在故意的认定上，仅仅关注行为人是否认识或预见到行为的危险性以及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说逐渐成为有力的学说。

3.应当以归属论的视角看待故意的认定问题 故意归属，或者被统称为主观归责，是以故意认定与客观归属为前提，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行为人在行为开始即有故意，并且最终的危害结果可以归属于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时，判断最终结果是否可以归属于行为人在行为开始时就存在的故意。按照该观点，在上述案例中，张某等人虽然将其所开发的盗号软件贩卖给胡某，但对胡某会将该软件用于何种犯罪行为这一点并不知情，更谈不上与胡某共同希望或放任犯罪结果发生。

[44]参见［日］西田典之：《共犯理论的展开》，成文堂2010年日文版，第189页以下。应当说，这一裁判理由充分结合了上述作为判断实现计划的意思的五个下位基准，其中，对于故意的认定起关键作用的是行为具有高度的致人死亡的危险性以及行为人并未采取任何回避措施这两个因素，前者确定了认识因素的范围，后者确定了意志因素的程度。（二）客观归属论视角的故意危险理论 德国学者普珀（Puppe）在对意志说展开全面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故意危险（Vorsatzgefahr）理论。[5]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人权保障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反映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人权保障观念导致了刑事诉讼的理念与构造产生根本性变革，被告人不再被纯粹作为诉讼客体、被纠问的对象，获得了作为当事人的地位，在未经最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

其次，作为确定行为人是否预见到危险的因素，可以考虑的有晏某某明知刘某某在车前、晏某某是具有丰富驾驶经验的司机。不管怎样，在这个范围内，对于构成要件之实现的预见就足以成为行为的充分条件。因此，认识与意志两个因素都可以用程度高低的方式予以分析，这样的话，两者所结合而成的故意概念也当然具有这种区分强度的性质，因此故意的内部结构是具有弹性的，属于一种类型思维。[33]根据该观点，例如，在杀人案件中，要认定是否具有故意，就有必要回溯过去，追问行为人为什么会实施该杀人行为，当查明行为人过去的动机事实（例如是对于过去受欺负的报复）与未来的目的（例如是为了骗取保险金）等能够对行为人的行动提供合理说明的理由时，才能认为这是一种意志性的杀人行为。

此外，故意犯并不当然地就是动机犯或者目的犯，因为在故意的要件中，并不包含该当于犯罪构成要件之事实以外的事实的认识或容忍，例如故意杀人罪中的故意仅仅以对于杀人的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为足够，并不需要具备除此之外报复情杀等感情因素。那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故意的认定，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在逻辑上具有怎样的关联性。

由此可见，容忍说是通过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来决定是否成立故意，虽然承认必须通过客观存在的事实状况来推定主观意志，但起决定作用的在于行为人在认识到自己实施的实行行为及其性质之后所采取的态度。然而，自从德国学者贝林创设构成要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一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以来，开启了构成要件实质化的进程，尤其是伴随着心理责任论向规范责任论的过渡，故意也开始走向客观化与规范化。

这是主要结果（Hauptfolgen）的领域。然而，在间接故意与有认识的过失之间的区分上，至今为止的学说也没有提出一个足够清晰的判断标准。这一点从心理责任论的崩溃与规范责任论的兴起即可清楚地看到。于是，互联网犯罪呈现出了一环扣一环的无缝对接的违法犯罪模式，然而各个环节的参与人之间经常是在线上完成交易的，按照传统的对于共同犯罪之成立条件的共同故意之理解，是否能应对互联网犯罪中的共同犯罪现象，存在疑问。这样的话，容忍这一要素就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几乎一致。此外，伴随着德国与日本刑法解释学被大量介绍到我国，其对我国传统的刑法知识体系产生强烈冲击，甚至已经融入我国刑法理论，成为我国刑法解释学的主体内容。

高宇明知被害人已被其碾压至车下，为逃离现场又倒车对被害人进行二次碾压，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具有杀人的间接故意。在故意的认定上，自其产生以来一直存在认识说与意志说的对立，这两种学说又产生出诸多理论变种。

例如，当行为人拿尖刀捅了对方的心脏，致其当场死亡时，综合考虑尖刀的锐利程度、长度、刺伤的部位、捅刺的力度、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件发生的起因等客观因素，即可判断该行为的危险程度及其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据此得出行为人具备故意的结论，至于行为人对于被害人死亡的态度完全不影响故意的认定。[17]参见［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第三版），成文堂2016年日文版，第179页以下。

[27]简言之，如果某个决定是和法秩序的风险原则不相容，那么此时的行事就是故意的举止。[12] 如果根据决定说，对于以下这样的案件，应如何认定被告人的主观态度，值得探讨。

这样的话，故意的本质就与过失一样，都是违反结果回避义务。于是赵携带汽油来到汽车站，将王停放的客车烧毁，当时车站内停有其他车辆十余辆，燃烧地点距家属楼16米，距加油站25米，距气象站7米。[39]参见冯亚东：《间接故意不明时的过失推定》，《法学》2013年第4期。（三）观点的检验 可以把笔者于本文中提出的上述观点归入盖然性说的阵营中，而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在故意的认定上应当同时考虑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意志因素是区分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关键因素。

这一立场一直以来都遭受诸如以下的批判：第一，故意与过失仅仅在对于结果发生的认识程度不同，是量上的区别，容易混淆了故意与过失的界限。在故意的认定上，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行为人认识到危险及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这三点组成了基本的判断结构。

[51]关于排他性支配理论，参见前注[44]，西田典之书，第178页以下。然而，这种不可确定的状态通过行为人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就结束，对是否可以说行为人已经做出了决定，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

例如，在王新生等放火案中，被告人王新生为骗取保险金与被告人赵红钦合谋，由赵将王承包的一辆客车烧毁，事后支付酬金。据此，对构成要件故意做出责任过失的评价也是可能的。

关于行为人的认识可能性判断，应当以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能力为基点并结合行为人的特殊认识能力进行判断。惟此,才能够做到既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又依据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裁断案件。[4]参见［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徐久生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以下。林森浩到案后直至二审庭审均稳定供述，其向饮水机中投入的二甲基亚硝胺已超过致死量。

[48]关于行为规范故意与制裁规范故意的关系，参见前注[46]，高桥则夫文。最后，行为人并未阻止本应该且可以阻止的性行为。

分歧的出发点在于是否同时要求认识因素，以及意志是否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关于这一点，可能有反对的观点会提出技术的中立性，即贩卖盗号软件是一种中立帮助行为，[43]但不得不说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盗号软件的恶意性，即仅仅只能用于盗号，除此之外别无它用。

[30] 然而，这里的盖然性仍然无法通过精确的百分比来呈现。由此可见，在互联网犯罪中，最底层的互联网犯罪形式就是传统犯罪的网络化，但这只是一种不纯正的互联网犯罪方式，其背后还存在一系列的、一环紧扣一环的互联网犯罪环节。